萍乡五坡下人：情报三杰之一宋侃夫

宋侃夫，1909年9月出生于江西萍乡。1922年随父到浙江，1924年在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浙江大学前身）读书。[1] 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他长期任电台报务员、处长、局长，对红军通信联络、电信建设、侦破敌军军事情报发挥了重大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总支部书记，延安大学秘书长。

解放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及江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共沙市市委书记，武汉市市长、市委书记，湖北省委常务书记兼武汉市委第一书记、中央中南局委员。1978年10月，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1年4月4日，在武汉逝世。[2] 

1922年宋侃夫随父亲到浙江，在杭州市立小学读完高小课程后，就读于浙江省杭州甲种工业专门学校。

1925年4月，他加入国民党。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在声援上海工人的正义行动中表现出色，经人介绍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1926年10月18日，中共杭州地委在西湖公众运动场召开市民庆祝大会，他上台作了支持夏超独立的演讲，而成为全市学生界的知名人物。

1926年冬，杭州党组织决定将他转为中共党员，暂时负责杭州团的工作。

1927年2月赴武汉，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处鼓动科任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他回到杭州。8月，杭州支部工作指导委员会成立，他任书记；统一管理全市62个支部的577名党团员。9月，因叛徒出卖他被捕，解至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

1928年6月，转到国民党浙江省反省院普通院。

1930年4月，他获准保外就医，于是他趁机与共青团杭州中心市委书记接上了关系；9月，他从杭州到上海，任上海法南区委秘书长、组织部长。

1931年初，他调往中央特科学习无线电报务；9月，赴鄂豫皖苏区，在军委参谋部负责谍报和机要工作。此后，他随红四方面军部队参加了数次反围剿战斗和万里长征。

1936年10月，又随西路军西征宁夏，先后任电务处长、统管红军电台的三局局长。

1938年7月，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39年3月，毕业后他先后在陕北公学、延安工人学校、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和延安大学，任组织科长、党总支书记、干部处长、政治处主任、秘书长等职务。

1946年底，他重返部队，到晋冀鲁豫根据地工作。

1947年8月，他被任命为第十二纵队政治部主任；11月，任江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纵队党委和军区党委委员。1949年7月，湖北沙市解放后，他一直在湖北省任职。先后任沙市军管会主任、中共沙市市委书记、湖北省委委员、省总工会主席、省劳动局局长、省委城工部部长；中共武汉市委常委、武汉市副市长、市长、市委第二书记、市委第一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常务书记兼武汉市委第一书记、中央中南局委员。

1978年10月，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1982年9月，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1年4月4日，在武汉病逝。[3] 

老家江西萍乡人民对宋侃夫的最初了解，是发生在1930年的一件传奇故事。

那年秋天，宋家突然放出话：他们家早年去浙江读书的儿子宋侃夫，前几天在湖南衡山南岳庙进香返回的途中不幸淹死在湘江。接着，便见宋家在祠堂里设“灵堂”，又派人从湖南打捞回“尸体”，并把灵柩停放在萍乡城内最有名望的古刹“宝积寺”，大做道场；出殡那天，还让“八仙”扛着棺木，经衙门、过闹市，大摆排场。

对宋家的这场“丧事”，许多人觉得有些蹊跷：宋家儿子少小离家，一直未回，突然“死”去，又这么大张旗鼓办“丧事”，究竟有什么名堂？

过了不久，人们才知道，宋家的那场“丧事”，竟是一个“迷魂阵”。原来，宋侃夫到浙江后不久，便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5年，他仅16岁，便参加了“五卅”爱国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曾在武汉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1927年秋，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面对敌人的严刑审讯，宋侃夫坚强不屈。敌人抓不到把柄，只得将他投入监狱。后来，经过他父亲的疏通，于1930年春保外就医。

宋侃夫刚一迈出监狱门，就同党组织取得联系；随后，又趁家里要他回萍乡完婚的机会，避开监视人，直奔上海，找到党中央，投入了新的革命斗争。

宋侃夫这一走，可愁坏了家里人：保外就医期满，怎么交差？正在束手无策之时，恰闻萍乡有一批人去进香，因翻船淹死了3人。于是，宋家想出一个“瞒天过海”的办法，在邻村买下一具尸体，移花接木地上演了那场“丧事”，不仅在萍乡县衙门前大肆操办，还在城郊造了座假墓。[4] 

1930年，宋侃夫在中共上海法南区委工作，大约在四五月份，中央通过江南省委派陈寿昌(后进入苏区，牺牲)找宋侃夫谈话，要宋侃夫到中央特科工作，原因是宋侃夫曾学过点电机专业。宋侃夫说：“我都丢光了。”他说：“你有基础，可以边学边干嘛。”宋侃夫是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参加共青团后又转党的。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地下做青年学生和工人的工作，对于在学校时学过的电机知识都已荒废了，真是没有想到，早已丢掉的专业，又要捡回来。既然组织已经决定了，宋侃夫只好再从头学起。

和宋侃夫在一起的还有湘鄂西苏区派来的两个年轻同志，他们先在沪东华德路租了一间房子。宋侃夫的任务是帮助他们学习，负责三人的组织生活和衣食住行。不久，陈寿昌派翁瑛(后进入苏区，叛变)为他们讲授无线电和电机工程的一般基础知识，还给他们一本无线电课本和英文的袖珍本《业余无线电学》要他们学习。他们从组装三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开始，然后四管、五管，同时他们还要学报务，学普通电码，伍云甫、王子纲又先后用手键教他们收抄练习。那时年轻，手巧眼明，学得非常顺利。两个多月后，他们就可以每分钟收英文120个字母，阿拉伯数字则可达到80到100个，并曾用他们自己安装的15瓦功率的发报机，为附近地区我党的地下电台做试验性的通报。当第一次叫通时，他们兴奋异常。后来和他们联系的还有吴永康(1937年在西路军牺牲)，吴永康在北四川路开了个电器行，需要的设备、器材、元件，大多数是他送来的。

为了避免外界的怀疑，不能在一个地方久住。不久，他们搬到沪西小沙沟路和康垴脱路交界的地方，此时湘鄂西苏区来的两个年轻同志已经回原地去了，组织上又派来两个同志，一个是湘鄂赣苏区来的，姓王(后来发现他常到舞厅去玩，组织上不放心，将他调走了)，一个已经忘记了姓名。有一天，陈寿昌突然闯了进来，他脸色阴沉，神情严肃，进门后就从衣袋中掏出一卷钞票，往桌上一放，对宋侃夫说：“小宋，现在外面很紧张，除了到街上老虎灶打点开水外，从现在起，不要往外面跑，在小饭铺包饭吃，让他们按时给你们送。”又说：“估计要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不可能找你们联系，翁瑛和伍、王两位同志也不可能到你们这里来了，你们自己学吧。”事后宋侃夫才知道是特科书记顾顺章叛变了。虽然顾不知道他们的地址，但此人很精，对党中央情况非常熟悉，因此我们要格外小心。两三个月后，陈寿昌才再来和他们联系，并对宋侃夫说：“翁瑛已去中央苏区。”不久，王子纲也和宋侃夫取得了联系。又不久，中央派乐少华接替陈寿昌领导他们。乐是外行，业务上宋侃夫他们不仅自学，而且还要教别的同志学习。

在小沙沟路住得太久了，宋侃夫他们只好又搬回原来的地方。这时，那两个同志也走了，组织上又派来徐以新和宋侃夫同住。经过观察了解，他们发现房东是个流氓头子，拉帮结伙，人员来往更是复杂，同官方也有联系。经常到宋侃夫的房间串门，宋侃夫对他十分戒备警惕，不再搞发报的东西。总之，一切文件以及任何能引起他怀疑的东西都不在家里存放。宋侃夫两人只有一把钥匙，出门总是把钥匙交给老板娘，以示我们对她的信任，也表示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经过将近一年的学习，宋侃夫已基本上掌握了无线电通讯的基本技术。这时，红军的革命战争发展得很快，宋侃夫预感到新的战斗任务正在等待他们。果然不出所料，1931年9月，乐少华向宋侃夫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在中央搞无线电通讯的一些同志，要进入苏区，宋侃夫和徐以新同志到鄂豫皖去。”并要求他们在动身之前记好四套密码。为了避免进入苏区时发生意外，密码不能写在纸上带去，要背熟记在心里，到苏区后再默写出来。要宋侃夫记住的是三套：同中央苏区、湘鄂西苏区、赣东北苏区联系的密码。要徐以新记住的是与上海中央联系的密码。乐少华还告诉他们这个任务是由当时特科负责人黄平(后叛变)制定并指定他们去完成的。[5] 

1931年11月，宋侃夫到达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蔡威、王子纲、徐以新等人一起投入了创建电台的艰苦工作中。当时，红四方面军组建未久，电信工作几乎一片空白。宋侃夫、蔡威等人将红军在战斗中缴获的电台和无线电器材仔细清理后，发现连一部完整的电台也凑不齐。没有电台，无线电通信工作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宋侃夫被暂时分配到军委会参谋部，负责分管谍报和机要，同时还负责编印军委出版的油印小报《军事通讯》。

宋侃夫担负起了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第一、第二期特种兵训练班无线电专科的教学任务，主讲英语课，为红四方面军无线电工作的创建储备了人才。他还和蔡威一起从部队不断缴获的破旧发电机、收发报机中仔细挑选出可用的零件，为创建电台作准备。1931年12月，黄安战役结束，红四方面军全歼了国民党军赵冠英第六十九师，缴获了一部较完整的电台，并俘虏了2名报务员、1名机务员。1932年2月，红四方面军在商(城)潢（川）战役中又缴获了张钫部的一部电台。为保证电台安全、完整地转运到后方，宋侃夫骑马赶到前线指挥部去接收，得到了徐向前总指挥的热情接待。徐向前叮嘱宋侃夫仔细检查电台，看是否还缺什么，临行前又让人挑选了两匹好马，送给宋侃夫和蔡威。

1932年2月，红四方面军的第一部电台在河南省新集(今新县县城)南门外钟家饭的一间简陋小屋中诞生了。宋侃夫任电台负责人，兼管译电。他夜以继日地坚守在电台旁，一面抄收国民党中央社新闻，一面呼叫上海中共中央和周围邻近的革命根据地，很快就与中央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沟通了联络。他们发出的第一份电报，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报告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建制情况。以后，陆续收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发来的一些政策性文件，例如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对待地主富农政策、城市政策等等，这些文件对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发挥了重大的指导作用。由于电台功率和天线高度等技术条件的限制，红四方面军与中共中央的联络一直未能沟通，只能通过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电台转发电报。

1932年3月22日至5月8日，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苏家埠战役的重大胜利。这次战役缴获了4部电台和大批无线电器材。这推动红四方面军电台扩建成两个台，并与中共中央电台接上了信号。宋侃夫担任一台台长，随方面军总指挥部和军委会行动。面对人手不足、技术力量薄弱、青年学员不能独立工作等诸多困难，宋侃夫身兼数职，日夜守候在电台旁，一面随时保持与中共中央和各个革命根据地的联络，一面监听国民党电台广播，为方面军首长提供敌情情报。[6] 

1932年8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被迫于10月越过平汉铁路向西实行战略转移。由于电台器材庞杂、沉重，行军作战格外艰难。宋侃夫带领电台全体同志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带着庞大沉重的电台设备翻越重重大山，跨过道道江河，千方百计保护电台不受损伤。西进途中，部队缺衣少食，甚至连食盐都没有，还要顶风冒雪行军作战，环境异常艰险。有好几次，由于找不到房子，宋侃夫只好把电台架在野外工作，国民党军的子弹“嗖、嗖”地从工作台面上掠过，宋侃夫镇定自若，从容操作。在他的领导下，红四方面军电台转战鄂、豫、皖、陕、川5省，行程数千里，始终保持了电信联络的畅通，并跟随总部抵川北通江。

红四方面军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建立了川陕根据地后，因为有了安全、稳定的环境，无线电通信工作发展很快。1933年春，红四方面军在涪阳坝新建了第三台，同时成立了电务处，统一管理全方面军无线电通信、机要工作和干部训练。宋侃夫任电务处处长兼第三台台长，统管报务、机要、译电和行政工作。随后，红四方面军又相继建立了第四、第五两个电台，并开办了两期无线电训练班，培训了一批无线电通信工作骨干。这是红四方面军电台发展的全盛时期。

宋侃夫是我党第一代无线电通讯和技术侦察专家之一，作为来自上海的“火种”，他与蔡威、王子纲并称红四方面军“情报三杰”，他们三人联手于1933年2月解开四川军阀的密码——“通密”，为红四方面军在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和配合红军长征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与宋侃夫领导的军委三局：“没有三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三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